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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春之歌读后感

  “我们是广西青年学生军,我们是铁打的一群,在伟大的时代里担负起伟大的使命……”

  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诞生于1937年,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辞别亲人,高唱着这首歌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。

  80多年过去,如今仍健在的广西学生军战士已经不多。90多岁的甘丽坤患有严重的老年疾病,连亲人都不太记得,但只要唱起这首军歌,她神情动容、情绪激动,还能准确哼出歌曲的旋律。

 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

  20世纪30年代,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,大批军民投入抗日战场。

  在广西的抗日队伍中,有一支队伍较为特殊——他们有的是在校大中学生,有的是失业失学的社会青年,有的是辞掉工作的教师和机关职员,有的是千里迢迢回国的华侨……纵使他们的来历背景各不相同,但都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广西学生军。

  1936年至1941年间,广西曾先后3次组织过学生军。1936年6月,广西成立第一届学生军,从事抗日救国宣传。

  1937年10月,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,广西出兵抗日前线,第二次组织学生军,随军做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。这一届学生军转战于鄂、豫、皖前线,后来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和新四军。

  1938年10月,广州、武汉相继失守,战火逼近广西。广西组建第三届学生军,人数达4000多名,开赴桂东南和桂南各县,宣传组织群众,配合部队作战。这是人数最多、时间最长、活动范围最广、影响最大的一届学生军。

  97岁的甘宗容,当年参加的就是第三届广西学生军。俊俏的面容上带着腼腆的微笑,一双大眼睛十分明亮——甘宗容至今珍藏着青春之歌读后感当年参加学生军时的照片。那时,她仅有13岁,“大眼睛”是学生军里的哥哥姐姐和教官们对她的昵称。

  1938年的秋天,日本侵略者对甘宗容的家乡广西龙州县实施轰炸,一颗炸弹炸毁了她的家。“我已守寡的母亲,带着我怀了孕的姐姐和我,对着断壁残垣,无处安身。”甘宗容回忆,天天躲日寇飞机,根本没办法读书。

  不久,报纸上刊登广西学生军招收兵员的通告,工作任务包括唱歌、演戏以及发动群众、宣传抗日等。甘宗容所在的龙州中学鼓励学生参军,当时有80多个学生踊跃报名。

  广西学生军招收的是16岁至24岁的知识青年,甘宗容年龄达不到,但像她这样能歌善舞的小姑娘正是做宣传工作的好苗子,于是她被破格录取,成为当时学生军里年纪最小的战士之一。

  国难当头,像甘宗容这样踊跃报名的不在少数。广西学生军之中,有全家兄弟姐妹一起报名的,有新婚伉俪双双报考的,也有瞒着父母偷偷参军的,潘古就是其中一位。

  出生于1925年的潘古,已于2012年逝世。他在一份手记中这样写道:“当我登上满载学生军的木船离开家乡码头时,忽然听到码头上喊我的声音,我回头一看,是父亲,我是瞒着家人报名的。他从近百里以外的边境山村赶来,手上拿着一个包包,举着手喊着我的小名……”

  潘古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,到了学生军就“有了4000个姐姐和哥哥,没有孤独,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”。他深情写道:“是祖国的情爱把我们拥抱在一起的,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的,爱家人、爱家乡发展成了爱集体、爱战友。”

  铁打的一群,经受了战火洗礼的一群

  广西学生军承担的任务主要概括为三个字:“叫”(宣传)、“裹”(组织)、“打”(作战)。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一枚别具一格的学生军徽章,硕大紧握的拳头里有笔有枪,正好体现了广西学生军同时兼有政治和军事双重任务的特殊性质。

  文字宣传、演讲、戏剧、歌咏、美术……每到一个地区,广西学生军就把抗日主张通过多种形式传播到田间地头、街头巷尾,向群众揭露和控诉日寇的暴行,披露沦陷区和战区人民遭受的灾难与痛苦,宣传全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,以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亡、保家卫国的热情。

  “同胞们细听我来讲,我们的东邻有个小东洋,几十年来练兵忙,要把中国亡!”每次歌咏宣传,甘宗容总是先唱这样几句起头,吸引人们的注意力,然后再唱大家熟悉的《松花江上》。

  “每次唱到‘爹娘啊,爹娘啊,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’时,街头、台下必是哭声一片,从外地流亡来的难民、青年学生更是泣不成声。”甘宗容回忆道,这时候就会群情激愤,高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。

  在群众接受抗战教育且愿意接近广西学生军的基础上,他们组织群众成立歌咏队,教唱抗战歌曲,开设群众俱乐部、救亡室,还举办扫盲识字班、读书会等,在学习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。

  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刘家幸说,广西学生军还在各地组织抗日游击队、锄奸队,训练群众军事技能,以及教授坚壁清野、侦察敌情、破坏交通等方面知识。

  在潘古的手记中,他写道:“苦和累是家常便饭,边走路边睡觉是特殊的享受,星星是我们的向导,月亮是天然的舞台灯光,门板稻草是高级的卧具,小溪池塘是冲掉疲劳的澡堂……这是爱国战士的乐观主义。”

  1939年冬,日本侵略军向桂南发动进攻,桂南会战爆发。广西学生军的工作任务从宣传发动群众转为支前、参战和开展敌后工作。他们日夜奔忙在前线和乡村之间,帮助转移老弱病残,动员群众埋藏粮食、运送伤员。晚上要值班放哨,发现情况立即叫醒大家,随时准备战斗。

  甘宗容清晰地记得,1939年12月30日,她接到任务,突击学唱日本歌和对日军士兵劝降歌。临到上前线时,队长拿来两个手榴弹挂在甘宗容的腰上,一再叮嘱她说:“路上千万要小心,万一遭遇日本鬼子,第一个手榴弹你扔给他们,如果鬼子要抓住你了,第二个手榴弹你就给自己。”

  阵地对面是黑沉沉的山峰,日军的炮火不断射来。面对枪林弹雨,甘宗容出奇地镇定下来,她和战友们对着喇叭唱起反战歌。突然间,日军的枪炮声由密而稀,继而停止了一段时间射击,甘宗容和战友们十分兴奋。

  军民同仇敌忾,一举肃清昆仑关的全部残敌。不幸的是,有12名广西学生军战士牺牲在抗日前线。

  “人们说学生军能文能武、多才多艺。我们则自称为铁打的一群,是经受了战火洗礼的一群。”潘古在手记中这样总结。

  他们从未被遗忘

  1940年5月14日的《大公报》发表了《桂南会战的学生军》一文,文中写道:“广西学生军是广西战场上最重要的一员,不论在前线,不论在后方,敌占区的两侧,游击区的四方,都有他们的足迹。”他们被称为“兵王”,“运用他们的智慧,灌输士兵以爱国家、爱民族的思想”。

  刘家幸说,广西学生军虽然存在时间不长,但对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,对广西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,在广西青年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不少广西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、进步青年,后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、军事人才,其中包括中国侨联原主席庄炎林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韦纯束等。

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西团校原副校长龙润忠等专家介绍,在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中,共产党员共有100多人,其中很多人都担任基层指战员,在宣传抗日主张、动员组织群众和壮大党的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  广西学生军的历史从未被遗忘。龙润忠介绍,20世纪80年代,广西团校成立青年运动史研究室,研究广西学生军历史是课题之一。“我本人和相关工作人员通过采访广西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等方式,收集照片、回忆录、徽章、领章等资料,并出版一系列刊物,让更多人知晓抗日战火中广西学生军的故事,让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下去。”

  广西团校原青年运动史研究室主任肖艳霞研究广西学生军历史已有13年。在对广西学生军历史的一步步了解中,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对她而言已不仅仅是采访对象,还是家人、朋友。

  “几乎每一位采访过的广西学生军战士都对我说过,参加广西学生军那几年,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。”肖艳霞说,每次和他们聚会,她都会拍照纪念,“这些年,看着聚在一起的人慢慢变少,我心里很难过。”

  但同时,这也激励着肖艳霞将广西学生军的故事继续讲下去。“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,让后代记住那段炮火连天、腥风血雨的战斗岁月,记住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奋勇杀敌、壮烈捐躯的英烈,这是我们作为研究者最想看到的。”

  邕江北岸,青秀山南麓,青松翠柏中,数百级台阶之上,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。1986年,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广西学生军烈士,南宁市在青秀山重建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。

  在纪念碑不远处的风华亭里,12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一块石碑上,12棵象征着他们的常青树苍翠挺拔、枝叶繁茂。旁边的“广西学生军抗日史料陈列室”内,大量图文和实物记录着这段历史。目前这里已成为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。

  潘古在世时,女儿潘晓春每年都会跟着父亲来青秀山祭拜,如今父亲不在了,她仍保持着这个习惯。“父亲以前很少提起他参加广西学生军的事。在他逝世后,我才开始接触、了解这段历史,也才懂得学生军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。”潘晓春说,就是一种家国情怀。国家有难时,无论年纪多大,只要有一分力量,就要去报效祖国。

  潘晓春一直铭记着父亲的教导:无论走上什么岗位,只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,才能真正有所作为。“这也是广西学生军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。”潘晓春说。

  近些年,退休后的潘晓春四处奔走,联系仍在世的广西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,将他们凝聚在一起,组织成立广西学生军后代“铁群”艺术团,以文艺演出等方式宣传广西学生军的爱国事迹。每一次穿着学生军的服装站在舞台上,演绎父亲经历的故事,唱着父亲唱过的歌谣,潘晓春总是心潮澎湃。

  令潘晓春欣喜的是,广西学生军后代群体渐渐壮大,甚至第三、第四代也加入其中,“我想,他们一定会很欣慰、很自豪。”

  在广西团校,“90后”教师蒋晓慧也加入广西学生军历史的研究之中,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,我们要铭记历史、不忘初心,传承发扬广西学生军的爱国主义精神,承担起我们新时代青年人的使命。”

关于作者: 周易大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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